道安大师律学思想初探
来源:    发布时间: 2019-09-29 10:26   60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内容简介】本文通过对道安大师组织翻译律典、制定僧尼轨范、自身的律学实践等律学活动及其律学思想的渊源、律学观念形成之背景的探讨,梳理出道安大师以“三学之中,律学为首”的主要观念及注重制戒因缘的研究、主张表里如一的戒律思想。从而得知大师在不违背戒律根本精神的前提下,结合本土佛教现状制定出适应时节因缘之规约,对中国佛教的规范性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关键词】道安  律学思想  律学活动 

【作者】现了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


戒律是佛教之所以有别于世俗的根本,也是佛陀正法住世的保障。佛教初传入中国时期虽然没有完整的律部典籍译出,但已在诸部经论之中有了零散的戒律条文及思想的记载。如最早传入中国的《四十二章经》中已经有了沙门 “常行二百五十戒,为四真道行,进志清净”的记载。在经论里处处可见对对僧众乃至在家居士的规范要求“持戒为德,显自《大经》;性善可崇,明乎《大论》。”当时西域来华的僧人也通过口耳相传及自身的言行举止,处处体现出戒律的印记。至曹魏时期昙柯迦罗始译《僧祗戒心》,戒律条文逐渐传入中国。在完整的四部广律传入中国之前,当时的人们即基于经律论中的零散记载及对西域来华僧众的行为举止的认识、理解与接受,形成了早期的中国佛教戒律思想。简言之,律学的形成源于僧众的研习戒律,在广律传译之前为数不多研究戒律的僧人之中,道安大师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下文将对其戒律学思想进行简单梳理。


一、道安生平简介


道安大师,俗姓卫,常山扶柳县人(今河北冀县境内),生于西晋永嘉六年(312年),卒于东晋孝武帝十年(公元385年),年七十四。其幼年父母早丧,由外兄孔氏抚养。12岁出家,初因形貌丑陋,不为人识,终因天资聪颖,记忆超人,为其师器重,受戒后任其外出游学。

约于晋成帝咸康元年(公元335年),法师24岁,“至邺,入中寺遇佛图澄”,并师事之。深得澄公赏识,并曰:“此人远识,非尔俦也。”其后一直跟随他,直到公元348年澄公去世。在此期间,道安在佛教义理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禅修、般若、毗昙、戒律等方面,受澄公影响颇深。其经常代替澄公讲法,且答疑解惑,赢得“漆道人、惊四邻”之誉。

佛图澄卒后,因朝延内乱,道安往河北、山西一带避难。在长达十年(永和十年至兴宁二年,即公元354—364年)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涯中,仍然研习禅学,斋讲不断,注述甚勤,可见其坚苦卓绝。

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受习凿齿之邀南下襄阳弘法。道安大师在那里居住的十五中,受南方佛教重视义理的影响,佛教思想发生重要的转变。即从禅数学转而趣于性空,集中讲习般若,每年讲两次《放光经》。并且孜孜不倦,注释《般若》、《道行》、《密迹》、和《安般》等经,收集和整理经典、编撰经录,受到朝野推重。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前秦符坚遣符丕攻占襄阳,道安、习凿齿皆被延至长安。此时,道安大师67岁,于长安五重寺居住。期间,除住持数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经说法外,最重要的即是组织翻译事业。其渊博学识与佛学素养,成为长安一般衣冠子弟请教的目标,当时有“学不师安,义不中难”的谚语。可见其为社会所推崇的情形。

苻坚建元二十一年(385年)二月,道安大师圆寂于长安五重寺。

 

二、道安的律学活动

 

(一) 组织翻译律典

 

从两汉至东晋,佛教经过近四百年的传播,在义理研究方面已日趋完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佛教三藏之一的律藏译出严重缺乏。鉴于此时律典的不完备,道安内心非常着急。曾自叹言:“道安常恨,三藏不具,以为阙然。”他时刻都在关心着戒律的问题:“《须赖经》亦复小多,能有佳处,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阙”。四众弟子没有可依遵行的戒律,自然是于佛法教化有所欠缺的事情。他因为没有亲自见到《须赖经》中所提到的五百戒而迫切找寻,为此还曾出现差错。“吾昔得大露精比丘尼戒,而错得其药方一柙,持之自随二十余年,无人传译。近欲参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关通,至于此也。”居然把一个药方当成《比丘尼戒》而保存了二十多年,才明白自己搞错了,这种精神着实让人感动,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律典的不容易得到,其对戒律之渴仰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当他得闻罽宾三藏法师佛陀耶舍讽诵《鼻奈经》甚利,并已经来至长安时,随即请其翻译。公元382年,在道安的努力下,于是佛陀耶舍诵出梵文,竺佛念为译,昙景笔受,两月有余则译出《鼻奈耶》四卷,长期困惑僧众的二百六十事疑碍之滞,顿时谩然。此律译成后,道安释然,叹道:“二年之中,于此秦邦,三藏具焉”,“而今而后秦土有此一部律矣。”欣喜之情跃然纸上。《鼻奈耶律》即是十诵广律,此律详细说明佛陀的制戒因缘,据汤用彤先生所言,这是广律传来中国之始。此前(公元379年),道安还在昙摩侍、竺佛念、道贤、慧常等人的帮助下,组织翻译了《比丘大戒》及《比丘尼戒本》两部律典。从而为中国佛教戒律的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道安作为符秦时代北方佛教的精神领袖,几乎当时北方所有的译经活动都是他主持的。以上几部律典,包括其余经典的译出,道安都为之付出过努力。当时许多外国沙门来到长安之后,因为语言不通或经本“秘不示人”等种种原因,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进行翻译工作。经道安法师殷勤邀请,来华外国沙门将他们所记诵的经典诵出,或者是将经文梵本拿出来,道安法师再组织人员进行翻译,当时参加翻译的最主要人员有竺佛念、慧常等。道安和法和二人有时还担任经典的后期校定工作,如《增一阿含经》、《僧伽罗刹经》都是他二人校定的。《出三藏记集》中的诸多经序都是在这一翻译工作结束时写的,它是对整个翻译工作的一个总结。


(二)制定“僧尼轨范”,倡导沙门释姓

东晋时期,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僧人数量不断增多,各种弊端也随之出现,所谓的“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说的正是这种情况。为了有效改善这一现状,道安根据自己几十年出家生涯中对戒律精神的理解,结合了当时中国佛教的实际情况,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僧尼轨范、佛法宪章”之三例。

道安所制定的三例,在中国佛教中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高僧传•道安传》中说:“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关于道安大师所提倡之三例,诸书未见明解。而汤用彤先生据《法苑珠林·明赞部》、《法苑原始集目录》等关于三科的记载,结合《法苑珠林·说听篇·仪式部》及《高僧传·唱导篇论》认为此三科均与唱导有关,且开倡导之原始、忏文之先声。而从三科原文可知前面两例是有关僧人日常讲经弘法及修持住食的仪则,第三例是布萨差使悔过,即僧人每半月的诵戒、举过及忏悔,从戒律的广义上说,前面两例也是属于戒律的,或者准确的说是属于“律”的范畴。

对于道安“凿空开荒”的制定“僧制”,赞宁赞叹说:“晋道安法师伤戒律之未全,痛威仪之多缺,故弥缝其阙,埭堰其流,立三例以命章,使一时而生信。”虽然仅以三例,但是对于那些“过逾此法者,则别立遮防”。由此可见,道安的僧制是相对完整的,更是适应当时之时节因缘的。正因为道安所创僧制的实用性,因此对中国佛教的影响非常显著,三例制定出来之后,“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安能肃众,上之三例,天下翕然奉行也”。 

关于道安的“僧制”之深远意义,王建光有如下精彩评述:“此‘僧尼轨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僧人在戒律缺失情况下的如法修行问题,也开创了中国僧制的先河,影响了后世所传之诸种僧制、清规。其后,中国化的僧制渐兴,如与其同时的支遁(314—366)着有《众僧集仪度》、慧远有《法社节度》。僧制的思想和行为更开其后禅门规式之先河,成为戒律中国化之先声。”因此正如赞宁所说,道安法师的僧尼轨范,的确是僧制的开荒之作,其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道安对中国佛教制度的另一巨大贡献,即是他首倡以“释”为中国僧众之姓,这对规范中国佛教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佛教自两汉入华至魏晋之时,中国沙门出家均依师为姓,故僧众姓各不同。道安认为僧众出家之本莫不尊崇释迦,乃以“释”为众僧之氏。其后,《增一阿含经》译毕,从中果然发现有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之句,“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释”为姓,使僧众有了一个明确的规范,有利于僧团的和合发展及与世俗社会的交往,同时,也有利于僧团的社会主体定位,这种规范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道安的戒律实践

戒律相较于经论而言,少了理论层面上的探讨,更为注重实际生活中的运用。道安不但使戒律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下,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尤为重要的是以他的亲身实践,为当时乃至后代的佛教僧侣树立了楷模。

虽然各传记中除了道安大师组织翻译律典、制定僧尼轨范之外,关于其个人自身戒律行持方面的记载较少,然而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本传、弟子传记中的零星记载,及当时的人们对于道安的评价来了解并感受到其自身的戒律实践。《高僧传·道安传》记载道安初出家就“笃性精进,斋戒无缺”,其后师事佛图澄,受到其持戒精严精神的感染而致力于戒律。道安对弟子们的要求甚严,据《高僧传•释法遇传》记载,法遇离开道安后,主持江陵长沙寺,寺中有一个僧人饮酒,法遇虽然处罚了,但是没有将他驱遣出寺。道安用竹筒盛了一根荆杖送给法遇,法遇明白了道安的意思,于是命维那师行杖三下,自责说:“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并写信跟慧远说:“吾人微闇短,不能率众。和上虽隔在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由于这件事,感动了许多人。道安的另外一个弟子昙徽,在离开道安后,住在荆州上明寺,“图写安形,存念礼拜。于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萨。或问:‘法师道化何如和上?’徽曰:‘和上内行深浅,未易可测;外缘所被,多诸应验,在吾一渧,宁比江海耶?’”道安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威信,在于他能够以身作则,因此而得到了弟子们的尊崇。

当时的桓冲、朱序、郄超等人对于道安的道德都甚为敬服,晋孝武帝下诏称叹:“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道训俗,徽绩兼着。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东晋名士习凿齿称赞道安说:“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苻坚对道安更加恭敬有加,曾对权翼说:“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道安法师之所以能够赢得众人的尊重,并非仅仅因为其渊博的学识及深厚的佛学素养,更为重要的是他自身对于戒律的持守严谨、以身作则,其道德之感人如斯,为后世僧众树立了楷模。


三、道安“以戒为首”的律学观念

 

(一)道安的律学思想渊源及形成背景

 

1.道安律学思想的渊源

    任何人的思想的形成必有其渊源,多少要受到前人的启发或外境的影响,道安大师同样不列外。其戒律观念的形成与其早期追随佛图澄受学有很大关系。虽然佛图澄的知名之处是其神通咒术,并无任何著述遗世。然而澄公也是一个“清真务学,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的义学高僧,只是他在义理方面的成就被其神通给淹没了。此外,澄公持戒也非常的精严,《高僧传》称他“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虽然佛制比丘不得随意显现神通,然而澄公之所以如此,乃是为了教化石勒、石虎诸人,令彼等信服,属方便法。其神通示现,并不失其僧人本位,亦未违背佛陀本怀。

佛图澄不仅以戒学教授徒众,而且对于先前传入的戒律,亦复多有考校。道安在《比丘大戒序》中说:

大法东流,其日未远,我之诸师,始秦受戒。又乏译人,考校者鲜,先人所传,相承谓是。至澄和上,多所正焉。余昔在邺,少习其事,未及检戒,遂遇世乱,每以怏怏,不尽于此。

虽然无法得知佛图澄所考校的是整部戒本,还是具体戒条,但他对于戒律有相当的造诣,并且为中国佛教戒律曾经做出过努力,这点是应该可以肯定的。只是道安在邺的时候,虽然有学习戒律,但未能全面系统学习,因此始终耿耿于怀。但是道安后来致力于戒律,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佛图澄的影响。


2.道安律学观念形成的背景

自佛教初传,从两汉至东晋,佛教经过近四百年的传播,在义理研究方面已日趋完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佛教三藏之一的律藏译出严重缺乏。在道安之前,虽然已有一些律典译出,但是完备的广律,甚至较为完善、令人满意的戒本,都还没有被译出。而《出三藏记集》所记载的四部广律,都是在道安之后才被翻译出来。因此僧佑说:“律藏稍广,始自晋末。”且在东晋时期,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僧人数量不断增多,各种弊端也随之出现,所谓的“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可知,佛教僧团的混乱有两点原因:一方面由于僧人数量的增加,难免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佛教的戒律不全有关。由于没有可遵行的戒律,僧人的个人行为及僧团的集体活动无法可依,造成了佛教僧团的混乱,这对于当时中国佛教的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上文已提及,道安在晚年组织翻译了《鼻奈耶经》、《大比丘戒本》、《比丘尼戒本》等多部律典。佛教僧团混乱的现象也由于戒律的相继译出,才有所改善。然而印度佛教的戒律,并不能完全适应和满足中国佛教的需求。在此情况之下,道安即必须在不违背佛陀制戒根本精神的前提之下,并结合当时中国佛教的实际现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僧尼轨范”,以此来维持佛教团体的内部的清净和合及维护佛教在社会中的整体形象。在这种谨慎的态度与创新的精神相结合的背景之下,道宣亦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自己的律学思想。


(二)道安大师的戒律观

王建光认为律学思想的形成应该在研究并传习戒律的基础之上得出内容丰富的理论化成果,具体表现为众多律疏的出现。此观点似乎有失偏颇,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除了系统的理论著作,亦可由其自身活动而体现,同时也可以散见于诸部著作之中。道安大师即是一例,其以佛教戒律为原则并结合中国佛教现状而制定的“僧尼轨范”,本身就体现了其戒律原则及精神中国化的思想。

无可否认,道安大师并没有丰富的律学著作来体现其系统的律学思想。然而,其律学思想除了上文提及的律学活动可以体现之外,也同样散件于《比丘大戒序》、《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未序》、《关于近出尼二种檩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记》、《鼻那耶经序》之中。下文将根据几篇序文内容进行简单梳理:

道安大师在晚年的长安时期,由于律典的持续译出,弥补了他原先在戒律方面的不足,从而使得他更为全面完整的认识到了佛教的经律论三藏的关系。他说:

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户,泥洹之关要也。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济)药病之妙医也。

佛教三藏各有其功能,与三藏相对应的就是戒定慧三学,佛教典籍不出三藏,世尊立教也不出三学。但是三学当中,戒学居首,他说:

夫然用之有次,在家出家,莫不始戒以为基趾也。何者?戒虽检形,形乃百行舟舆也。须臾不矜不庄,则伤戒之心入矣。伤戒之心入,而后欲求不入三恶道,未所前闻也,故如来举为三藏之首也。

戒是三学基础,戒律也是列为三藏之首位。因此道安非常重视比丘的持戒修行,并贯彻以律制僧的精神。如他说:“若精进持戒,同亦当归死,不精进持戒,同亦当归死。宁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对于印度重视戒律行持的行为,道安非常仰慕:“外国重律,每寺立持律,月月相率说戒。说戒之日,终夜达晓,讽乎切教,以相维摄,犯律必弹,如鹰隼之逐鸟雀也。”

道安之世,《中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已经译出,其中有关戒律的论述和思想受到道安的重视。因此,道安说:“《中阿含》首已明其旨,不复重序也。……外国岩岫之士,江海之人,于《四阿含》多咏味兹焉”。以及:“《增一阿含》者,比法条贯以数相次也。……其为法也,多录禁律,绳墨切厉,乃度世捡括也”。《中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有着丰富的律学思想,道安对此极为重视,如他说:“凡诸学士撰此二《阿含》,其中往往有律语,外国不通与沙弥白衣共视也,而今以后幸共护之,使与律同,此乃兹邦之急者也。” 显然,正是基于当时戒律的翻译不备,道安极为重视从三藏中的“经藏”中理解和挖掘佛教戒律的内涵。

道安说:“世尊制戒,必有所因。六群比丘生于贵族,攀龙附凤,虽贫出家,而豪心不尽,鄙悖之行,以成斯戒。”佛陀制戒的目的是为了约束学佛者的身心,不造恶业,断除轮回之因,直至究竟解脱。若能谨遵世尊教导而行,无不获得利益安乐。所以,他极为重视对佛陀制戒因缘的研究,并从其他经典中寻章摘句,以解决僧众修行之急需。

戒律在佛法中有如此重要地位,所以修学佛法就必须要严持戒律。如何才是持戒呢?道安说:

其解色以息淫,不在止冶容也。不欲以止窃,不在谨封藏也。解色则无情于外形,何计饰容与不饰乎?不欲则无心于珠玉,何须慢藏与缄縢乎?所谓无关而不可开,无约而不可解也。内揵既尔,外又毁容粗服,进退中规,非法不视,非时不餐,形如朽柱,心若漯灰,斯戒之谓也。

真正的持戒,不仅是外在形象上的剃发染衣,更为重要的是从内心着手,因为犯戒的根源是在内心。能够内外表里如一、保持一致,才不愧为真实持戒。

虽然说道安并没有系统完整的研究戒律的专著,但从诸部零散的记载中已可窥探出其基本的戒律学思想。从这些散见于经律中的序言可知,道安最主要的律学观念,即明确了戒、定、慧三学之中,戒学为首的地位,并且注重于研究佛陀制戒的缘起,及在经藏中挖掘佛教戒律的思想。尤为重要的是,道安已经明确认知到了持戒并非仅仅是外在的行为,而是要从内心着手,表里一致的深刻内涵。可以说,他的戒律观已经有了唐朝时期道宣律师所提出的“比丘戒通大乘”的因素于其中了。


结语


正所谓“思想决定行为,行为体现思想。”从其戒律思想与戒律活动可以看出,他的自身行持及相关活动是合乎其戒律思想,内外一致的。其所提倡的沙门释姓及所制定的僧制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功不可没。因此,道安无疑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其通过制定戒规、以释为姓、组织律学翻译等活动,对中国佛教的规范性发展和戒律的传译有着重要的影响。

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直至西晋时期,一直处于与本土文化冲突、碰撞的状态之中,以至于政府视佛教为异端文化而禁止汉人出家。其后由于佛图澄的教化,石虎以官方名义下诏许可汉僧出家,为佛教中国化从僧人数量上开辟了崭新途径。而道安以戒律思想为指导,在不违背佛教精神的前提下结合本土现状而制定的“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则从佛教制度方面,使佛教进一步融入到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礼仪环境之中。从而加速、加深了佛教中国化的进度。因此,道安在其戒律思想指导下所实施的一些列举措,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参考资料:

1】慧皎:《高僧传》,大正藏第50册。

2】赞宁:《大宋僧史略》,大正藏第54册。

3】僧祐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1版。

4】王建光:《中国律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5】严耀中:《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5】通了法师:《道安法师与佛教戒律》,来源:中国佛学院官网,更新时间:2012年04月11日。

6】佚名:《试述道安法师的生平、思想及建树》,来源:佛缘网站,上传日期2009年4月12日。

7】蔡患明:《道安大师的佛学思想》,来源:佛缘网站,上传日期2009年4月12日。

8】刚延:《中国化佛教第一人——道安大师》,来源:网络下载,下载日期2014年6月12日。

9】悟聪:《弥天释道安——汉传佛教第一人》,来源:襄阳政府网,上传日期2012年7月20日。

1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四十二章经》,大正藏第17册,722页。

《法苑珠林》卷八十二《六度篇·述意部》,大正藏第53册,889页。

关于道安大师的生卒年有两种说法,另一说为生于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年七十二。

慧皎《高僧传?释道安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351页。

道安:《鼻奈耶序》,《大正藏》第二十四卷,851页中。

道安:《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出三藏记集》卷第九,第333页。

道安:《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一,第411页。

道安:《鼻奈耶序》,《大正藏》第二十四卷,851页。此处所指即是广律,而在《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中所说:“始得具斯一部法矣。”所指的只是戒本。

汤先生谓“《广律》之译始于此”,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47页。

值得注意的是,道安组织翻译的律典,都是属于萨婆多部的《十诵律》系统的。萨婆多部流行于印度北方的罽宾,与中国西北交界,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因此罽宾佛教不断地传入到汉地。姚秦弘始年间译出的六十一卷萨婆多部《十诵律》,前后译者弗若多罗、卑摩罗叉也都是从罽宾沙门,以及鸠摩罗什本人也曾经游学过罽宾,可见罽宾的佛教,在初期中国佛教中得到普遍的流行。

慧皎:《高僧传?释道安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353页。

汤先生之推论详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46147页。

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二),大正藏第54册,241页。

王建光:《中国律宗通史》第8182页。

慧皎:《高僧传?释道安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352

慧皎:《高僧传?释法遇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356页。

慧皎:《高僧传?释昙徽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356页。

慧皎:《高僧传?释道安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352页。

慧皎:《高僧传?释道安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353页。

慧皎:《高僧传·佛图澄传》(卷九),大正藏第50册,383页。

慧皎:《高僧传?佛图澄传》(卷九),大正藏第50册,387页。

《出三藏记集》卷第三,第116页。《出三藏记集》卷第三“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第七”记载:《萨婆多部十诵律》,后秦弘 始年间由罗什与弗若多罗译出;《四分律》,后秦时由佛陀耶舍译出;《摩诃僧祗律》是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出;《五分律》,刘宋佛大什译出。

僧祐:《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第七》,见《出三藏记集》卷第三,第116页。

慧皎:《高僧传?佛图澄传》(卷九),大正藏第50册,385页。

王建光此观点详见《中国律宗通史》第45页。

前三篇序文收录于僧祐所撰《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一,《鼻奈耶序》收录于《大正藏》第二十四册。

道安:《比丘大戒序》,《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一,413页。

道安:《增一阿含序》,《出三藏记集》卷第九,339页。

道安:《鼻奈耶序》,《大正藏》第二十四卷,851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