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鸠摩罗什译场教育模式初探
【内容提要】佛教自世尊创教开始即注重佛教教育,从古至今,从印度至东土,正是因为历代祖师大德在佛教教育上的不懈努力,才使得渊源于印度的佛教得以传播至世界各地,并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并不断发扬光大,最终根植于本土成为中国化佛教。当前的学术界关于佛教教育的讨论颇多,然而很少有人提及鸠摩罗什大师在佛教教育方面的贡献。基于此,本文打算从罗什之前的译场制度、鸠摩罗什与逍遥园译场、鸠摩罗什的教育理念及其教育成就等方面进行简要梳理,以此来探讨罗什大师在佛教教育方面的贡献。
关键字】鸠摩罗什 佛教教育 译场教育 贡献
【作者】现了 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
前言
佛教教育是佛教之所以能流传于世的根本,更是佛教培养僧才、薪火相承的必然之路。佛教自创始人释迦世尊开始即重视教育,其在成道之后于鹿野苑初转法轮,即为佛教教育之滥觞。据经典记载,佛陀注重“因材施教”,主张根据众生的不同根机而为之说法。且非常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佛教教育的宗旨是“示教利喜”[],即通过此四种次第令人断除烦恼,得大欢喜,趋向涅槃。而释尊也是通过此种教育方式,使佛教流行于世。佛陀涅槃之后,在寺院里开展佛教教育已然成为佛教的重要内容,僧人们“午时食罢,齐暮讲经,斯则处中者所务。”[]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了大批僧才,使得佛教可以流传于世。
佛教至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之后,初期是以译经为主,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发展时期,佛教教育也开始步入正轨,诸多大师在佛教教育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培养了大批大批佛教人才,促进了隋唐佛教的鼎盛,使得佛教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并不断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今日的辉煌局面。而在佛教传入中国的两千多年当中,其主要教育模式可以分为四种:一、译场教育,即通过翻译并宣讲佛经,培养佛学研究与翻译人才,此种模式将译经与教育相结合,同时兼具佛教学术研究;二、丛林教育,唐代中期,丛林兴起,佛教教育也脱离译场,转变为丛林教育模式,通过师徒之间的问答,启发弟子的自心智慧,达到觉悟自性而开悟的目的;三、讲肆教育,宋朝时期佛教受中国传统“学肆”教育模式影响后而出现的一种大众教育,由法师在讲堂向大众讲经,以宣传佛教知识。讲肆教育自宋以后,成为中国佛教教育的主流。四是学院教育,中国佛教步入近现代社会,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为改变佛教衰颓的命运,引进西式教育模式,全国各地兴办佛学院,这便是至今还流行的学院教育模式。[]本文着重讨论的便是以鸠摩罗什大师为肇端的译场教育。
一、罗什之前的译场制度
佛教自传入中国伊始便展开了佛教译经事业,早期的译经仅有口授、传言、笔受三道程序。译经时,译主对照原本或靠记忆背诵。若其自身汉语知识足够,即口头翻译。否则需通晓两种语言的人作初步传译,并由助手记下译文,最后进行校订。在翻译期间,译者对所译经典的内容予以口头解释[]。这种“译讲同施”的方式可追溯至公元2世纪,类似于“译场讲学”。然而这种讲学的对象仅限于参与翻译的数名助手,由于其受众面不广而未能产生有效影响。且译主的解释有时被混入正文,导致至少汉代的译经形成了一种正文和注释无法分清的混合物,仅有少数作为单独的注疏而保存下来。可见,早期的译经并没有形成正规的译场及完善的译经制度,更未能形成正式的译场教育模式。
前秦建元年间(365—384)道安大师建立长安译场,是中国建立正式译场的肇端。道安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学多闻,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其于东晋太元四年(379)入长安后受到苻坚的敬重,“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道安在这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受符坚之请主持译场,他组织僧众翻译佛经,一时中外译家云集。他奖励译事, 扩大了译场的规模, 使长安成了当时的译经中心。
道安不仅组织僧众翻译经典,而且初步建立了一套规范的译经制度。这从《高僧传·僧伽跋澄传》所详细记录的长安译场翻译《阿毘昙毘婆沙经》和《婆须蜜经》的情况可看出来:
僧伽跋澄,符坚建元十七年年,来入关中……尝闻外国宗习《阿毘昙毘婆沙》……遂共名德法师释道安等集僧宣译,跋证口诵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剎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以伪秦建元十九年译出。……初,跋澄又赍《婆须蜜》梵本自随……乃与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执梵本。秦沙门佛念宣译,慧嵩笔受,安公法和对其校定。
可知,当时的译经已经有了一套系统的程序。归纳如下: 一、口宣(读梵文);二、正文义(理解梵文经典原义);三、笔受为梵文;四、译语(口译为汉语);五、笔受为汉语(将译文用汉字记录);六、校定(考正译文的汉语意义,使不违梵本)。[]这比早期增加了正文义和校定两道程序。在译经过程中,参与者集体讨论,能有效提高翻译质量。口授、传言一般是两人,也可由一人兼任。虽然道安的译场还比较简单,但其创立的译场规则却为以后的译场活动起到了开创性作用。如不久之后的鸠摩罗什译场基本上继承了道安所创的旧规。
二、鸠摩罗什与逍遥园译场
(一)罗什生平
鸠摩罗什(梵语 Kumārajīva),一名鸠摩罗耆婆,意译童寿,本天竺人(今印度),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后人或称其为龟兹人。
罗什的生卒年代为公元344 ~413 年。七岁出家,初学小乘,后离国四处参学,先至罽宾,又经月氏、沙勒等地,到达莎车。在莎车时,遇见该国王子须利耶苏摩,受其启发,改宗大乘。罗什天资聪慧,学习大乘佛法颇有所得,非但在西域一带声誉卓著,且声名远播内地。当时道安大师,听闻罗什名声,曾写信给前秦统治者苻坚,建议迎接鸠摩罗什来长安弘法。
公元382 年,吕光受苻坚命率兵灭龟兹,劫罗什到了凉州。此时,苻坚被杀,吕光遂于凉州立国,号称后凉(386 年)。罗什也因此在凉州留居达十五、六年之久。罗什居留凉州期间,逐渐学会了汉语,又通过去凉州跟其学习的僧肇的介绍,对内地早期佛典翻译、佛学流传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有所了解。至后秦姚兴时弘始三年(公元401 年),时吕光已死,罗什方被请来长安。
罗什到长安后,姚兴待以国师之礼,且因为罗什之前所译经典多“滞文格义”,至罗什到来“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请他主持逍遥园译场,大兴译事。长期以来,长安一直是佛教传播和译经的中心。罗什在继承道安所创的旧规的基础上,得到朝廷全力支持,加强了译经场的组织机构,扩大了译经的范围,遂为国立译场之肇端。这一时期的译经活动达到了晋和十六国时的高潮。罗什的译述非常丰富,译著范围很广,涉及大小乘,经律论三藏。至其圆寂之时,其所译经典据《开元释教录》刊定共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现存三十九部,三百一十三卷) 。
(二)鸠摩罗什的译场讲学
罗什早在西域之时即因为其高深的佛学造诣及渊博的学识而声流中土,如《高僧传》云:“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虽然前秦符坚当时让人迎接罗什到长安有其政治目的。然而罗什的初衷却是弘扬《方等》深教(即大乘佛法),“使大化流化,能洗悟矇俗。” 且后秦主姚兴“少崇三宝,锐志讲集”[],他除了请罗什主持译场外,还特意“使沙门僧略、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谘受什旨。”[]罗什的弘法誓愿得到政权的支持,所以其在逍遥园译场除了译经还有另一项重要内容,即译场讲学——翻译时译经与讲经同步进行,或新译完一部经典随即予以讲解。讲学者——罗什、说法内容——所译新经、受教对象——众多弟子,这三要素显然已经构成了佛教教育。
罗什的教育模式,则属于前言中所提到的四种教育模式之一的“译场教育”。当时参与罗什译场的僧众人数,实在难以统计,如慧观《法华宗要序》:
有外国法师鸠摩罗什,……秦弘始八年(406)夏,于长安大寺,集四方义学沙门,二千余人更出斯经,与众详究。
又僧叡《法华经后序》云:
既遇鸠摩罗什法师,为之传写,指其大归,真若披重霄而高蹈,登昆仑而俯眄矣。于时听受领悟之僧八百余人,皆是诸方英秀,一时之杰也。
关于参与翻译《法华经》的人数,《要略》记载有二千余人,《后序》则言有八百余人。两篇记载似乎有所矛盾,其实不然。因为在罗什的译场中并非所有的门生弟子都直接参与佛经翻译工作,在《高僧传》中有明确记载的21位罗什弟子中,仅记载道融、僧叡、昙影、道恒等8人直接协助罗什译经。(见附表一)可见有不少人是来听罗什讲授经义,参加讨论或辩论的。译经的过程,实则也是讲经、讨论、释疑的过程。这就使得译场变成了学府,译主成为了导师。这种通过译经的过程而传授经义、培养人才的方式,后人称之为“译场教育”。而从《法华经》的翻译过程可以看出,当时参加翻译跟讨论的有二千余人,听闻罗什的讲解之后当场就领会此经大义的达到了八百余人之众。
既然是译场教育,罗什通过译经的同时而宣讲所译经典的要义断然不仅仅局限于一两部经典。据《高僧传》记载:“大将军常山公显,左将军安城侯嵩并笃信缘业,屡请什于长安大寺讲说新经。”又僧叡《思益经序》云:
幸遇鸠摩罗什法师于关右,既得更译梵音,正文言于竹帛,又蒙批释玄旨,晓大归于句下。于时谘悟之僧二千余人,大齐法集之众,欣遇难遭之庆。近时讲肄之来,未有其比。
可知,对于其所翻译的经典,罗什应该绝大多数都进行过讲解,且当时参与罗什译场,跟随罗什学习的门生人数也非常之众。之所以能吸引如此之多的人跟随罗什学习,其“译场教育”模式定有其可取之处,必然能令门生受益,甚至能够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如其弟子僧肇,在协助翻译《大品般若经》并听其讲解经义之后,即作出一篇《般若无知论》,向其呈缴读书报告。另外其所作的《维摩诘经注》也是听闻罗什译经后的讲解所著,如《维摩经序》云:“余以闇短,时预听次,虽思乏参玄,然粗得文意。辄顺所闻,而为注解,略记成言,述而无作。”[]译主不仅要译经,而且还要向译场的门生子弟乃至信众阐述经中的奥义,分析其中的幽微,不是精通汉语的佛门宿学,实在难以胜任。而罗什的佛学造诣及其汉语功底,无疑符合这一要求。
三、鸠摩罗什的教育理念
(一)注重实践,培养能力
对于罗什大师的翻译进行过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罗什大师非常重视译经场的组织建设。关于其领导的译经场的工作情况,在僧叡为《大品经》译本所做的序文里有详细的记载:
法师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秦王躬览旧经,验其得失,谘其通途,坦其宗致;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僧略、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叡、道恢、道标、道恒、道宗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以其年(弘始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尽,校正检括,明年四月二十二日乃讫。文虽粗定,以释论(《大智度论》)检之犹多不尽,是以随出其论,随而正之。释论既讫,尔乃文定……。
从序文可知,罗什在翻译《大品般若》时,自己手执原文经籍,口译为汉语,且参照两种语言,对原文与汉文不同处,加以解释。姚兴对照旧译本,验证翻译的得失,对于有争议之处,提出质疑,探其究竟,寻其本意。同时罗什还与僧叡等五百名弟子进行详细讨论,对于所译出的佛理进行义证,通过检查,文字正确了,才写成初稿。全书译成还要经过总勘,复校全书,并用《大智度论》与之对照,确实首尾通畅,已无误失,才作为定本。罗什译场翻译《大品般若》的译经过程中,已经有了后世所说的译主、度语、证梵本、证梵义、笔受、润文、证义、校勘等传译程序。
分工精细,制度健全,集体合作,是罗什主持下的译场的突出特点。从表面看参与翻译的人数来看似乎太多了些,唐代时玄奘大师的译场一整套完善的程序下来仅需23人即可。罗什译经,参与翻译的人数动辄达到数百上千人,耗费如此之多的人力,似乎并无此必要。然而这正是罗什大师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学生能力的一种教育理念。
在《高僧传•义解篇》所记载的罗什的几个著名弟子都曾参与译经,如道融“参证详译”,昙影“助什译经”,道恒“并助详定”,僧肇“助详定经论”等。 (详见附表一)而《出三藏记集》中关于罗什大师所译经典的序言之中也多次提到其弟子参与了译经工作。如僧叡与道恒曾在翻译《思益经》时“当传写之任”[],翻译《成实论》时,则有“昙咎笔受,昙影正写”。 (详见附表二)
让弟子在译经的过程中参与翻译讨论,实可谓一举数得,不仅能让所译经文更为完善,而且也能够让弟子通过探讨的过程理解经义,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了弟子们的能力。参与其译场的慧观在罗什圆寂之后又曾协助佛陀跋陀罗等人翻译经典,并参与了《涅槃经》的翻译,即是在长安译场所培养出来的能力。
除了让弟子参与翻译讨论,罗什同样注重培养弟子讲经说法及辩论的能力。据《高僧传》记载,罗什曾“命融(即道融)令讲新法华”,又曾令他与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外道辩论。所谓“法赖人弘”,弘法之人不仅要理解佛经的深意,具备渊博的学识,还必须有极佳的口才,才能够摄受信众,达到弘法的目的。而罗什的弟子多为著述丰富、讲经弘法取得巨大成就的义解僧,这与罗什的培养有莫大的关系。
(二)取长补短,教学相长
罗什大师通过让弟子参与到译经的实践过程当中,不仅仅培养了学生的能力,同时也对其自身的译经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可谓是教学相长。《魏书•释老志》载:
集义学八百人,重译经本……时沙门道彤(融)、僧略、道恒、道标、僧肇、昙影等,与罗什共相提挚,发明幽致……罗什之撰译,僧肇常执笔,定诸辞义。
在罗什组织的译场中,参与译经的弟子皆为汉僧,在罗什入长安之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具备良好的佛学素养并独立弘法多年(详见附表一),其中僧略、法和、僧叡等人曾经在道安大师的译场参与翻译工作。[]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了解,具有渊博的学识。他们的学问及文章都非常优秀,且对教理的理解,也是非常深刻,常人所无法企及。因此,在罗什门下,他们不仅仅是跟随罗什学法的弟子,更是其译经的得力助手。这些弟子参与到他的译场之中,不仅培养了自己的能力,而且对于罗什的翻译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要知道罗什虽然精通汉文,然而终究不是汉人,所以其思维方式及文学才能肯定比不上汉僧。如僧叡《大智释论序》里就提到罗什由于语言障碍,在翻译《大智度论》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情形:
法师于秦语大格,唯译一往,方言殊好犹隔而未通,苟言不相喻,则情无由此。不比之情,则不可托悟怀于文表。不喻之言,亦何得委殊途于一致,理固然矣。进欲停笔争是,则校竞终日,卒无所成;退欲简而便之,则负伤于穿凿之讥。
如此,精通佛教义理及富有文才的汉僧弟子对其的帮助就显得格外重要,他们可以在罗什译经之时对其文义滞碍之处予以辨析,并对其经文进行润色。《高僧传·僧叡传》即曾提到僧叡对罗什翻译《法华经》时予以帮助一事:
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诀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经至此,乃言曰:“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睿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
除了经文的润色之外尚有其他方面。据《高僧传》记载,罗什翻译《中论》仅两卷,“融(道融)便就讲,剖析文言,预贯始终。”[]这是提前贯穿理解整部经文的深意,为罗什翻译《中论》全文提供了便捷。另外《高僧传·昙影传》还曾提到昙影因为罗什翻译初译出《成实论》时所涉及问答过于琐碎凌乱,而帮助调整结构一事:
初出《成实论》,凡争论问答,皆次第往返。影恨其支离,乃结为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
可以说,罗什译经之所以有如此之高的成就,跟其弟子的协助是分不开的。其所译佛经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并对后世中国佛教产生深远影响,罗什本人与其弟子的努力也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僧佑在《出三藏记集》卷一中有这样的评价:“逮乎罗什法师,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机水镜,故能表发挥翰,克明经奥,大乘微言,于斯炳焕。” 又《高僧传》卷三中的《译经总论》中说:“时有生、融、影、睿、严、观、恒、肇,皆领意言前,词润珠玉,执笔承旨,任在伊人。”
正是由于罗什在佛经原本上的高深造诣,再结合以中土弟子深厚的佛学素养及汉文功底,双方教学相长,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才使译出的经典无论在文辞还是文理上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甚至后世重译者也鲜有超越其上的。
四、鸠摩罗什的教育成就
(一)开启译场教育先河
虽然自汉代佛法东传,最早展开翻译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皆通汉语,在翻译佛经的同时讲解经义,听众将记录整理出来,就成为中国最早的译本,“译讲同施”的风气由此展开。然而在西晋以前,少有兼通梵汉两种语言的译经者,所以常出现“咫尺千里,觌面难通”的局面,通过“译讲同施”来开展佛教教育的影响并不大。而且当时翻译纯属私人活动,并没有成立译场,系统组织译经事业。至前秦虽有符坚礼请道安大师成立译场,组织僧众翻译佛经,然而也未系统展开佛教教育。直至鸠摩罗什大师受姚兴之请在逍遥园译场翻译佛经,在译经的同时讲解经典,组织僧众探讨佛法,并且成效斐然,中国古代的译场教育方就此正式展开。罗什实为开译场教育之先河。
(二)培养出大批佛教人才
罗什大师通过其译场教育培养出大批佛教人才。其所主持的译场,号称“有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其弟子中仅《高僧传》中明确记载的即有21人,其中正传19人(义解17人,明律2人),附见2人(义解)。在时间跨度长达453年的僧传中,罗什弟子所占的总比例为4.2%,在各正传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僧传7.4%,义解篇15.3%,明律篇15.4%;可知罗什弟子所占的比例相当可观。(详见附表三)在此21人中,有12人有当时有著作传世。(见附表一)另外《高僧传》及《出三藏记集》提到的还有僧迁、法钦、道流、昙咎、法和等人,其弟子见于记载的的,不下三十余人。而以“四圣八俊十哲”为代表,四圣即道生、僧肇、道融、僧叡,八俊是在四圣之外加道恒、昙影、慧观、慧严四人,十哲又在八俊之上加上僧略、道标二人。其中道生是在北本涅槃经译出之前最早提出“一阐提亦可成佛”的思想之人,被后人称之为“涅槃圣”;僧肇、道融、僧叡继承并发扬罗什的般若思想;僧略与僧迁分别是中国佛教史上首位僧正与悦众;慧观是中国佛教史上“判教”第一人;道恒与昙影因为“有经国才量”,姚兴曾经想让他们还俗……这些人都继承了鸠摩罗什的思想,成为一代大师,并且为佛教的中国化做出了极大贡献。
(三)纠正了以往诸师对于般若的错误见解,将正统般若学发扬光大
在罗什译经之前,由于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的盛行,中国的佛教学者为了比附玄学,在理解佛教般若学方面出现了“格义”[]和“六家七宗”[]两种流派。如僧叡《毗摩罗诘提经疏序》所云:“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以来,虽曰讲肄,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批评“格义”违背释迦本义,“六家”偏离佛教原旨。形成这两种情况,是因为般若思想玄妙幽微,其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思维不同所致。然而更重要的,也与罗什之前般若学重要典籍没有系统译出及翻译水平不高有关,所以人们对于般若思想始终不能彻底理解。罗什来到长安之后,见此情形,即系统地翻译并对弟子们宣讲了《大品般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般若学典籍。经过其与弟子们的努力,纠正了“六家七宗”对于般若的错误理解,将龙树正统般若思想发扬光大。中国佛教也至此由玄学附庸的地位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结语
观乎罗什大师的译场教育,诚如王雷泉先生所言:“‘译场讲学’采取的是一种知识精英取向的教育模式,对佛教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是建立在已经完成世俗教育,并具有一定程度的佛学素养之基础上的。”[]这种教育模式的优越之处在于从生源方面保证了教学的成功,并能够教学相长,提高教育者自身的学养。其弊端则是必须与译经紧密结合,且对译主的语言功底及佛学造诣要求极高,因而不能形成可持续性的教学体制。故尔,自宋代之后,译场教育即正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然而,佛教思想的传承本就顺应于不同的时节因缘。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初期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难免有与佛理违背之处,甚至遭遇传播的瓶颈。而罗什大师通过翻译佛经来阐释佛教义理,传递佛教知识,开中国佛教译场教育之先河,为佛教培养出大批僧才,解决了这一困境。通过其与弟子们的努力,不仅纠正了以往诸师对于般若的错误见解,将正统般若学发扬光大,而且因此使得佛教脱离了玄学附庸的地位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中国化佛教的先驱,最终促进了隋唐时期佛教的鼎盛。
附:
表一、《高僧传》所记载罗什弟子
人物 |
原师承 |
随什学法前佛学素养 |
参与译场随什受学情形 |
著作 |
出处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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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略 |
弘觉 |
通六经及三藏,律行清谨,能匡正佛法。 |
自童寿入关……僧略法师,可为国内僧主 |
不详 |
《义解三·释僧略传》 |
第一位僧正,罗什门下十哲之一 |
||||||
道融 |
不详 |
讫至立年,才解英绝,内外经书,暗游心府。 |
闻罗什在关,故往谘禀……,兴引见叹重,敕入逍遥园,参正详译 |
《法华义疏》、《大品般若经义疏》、《十地经疏》、《维摩经义疏》 |
《义解三·释道融传》 |
罗什门下四圣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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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影 |
不详 |
能讲《正法华经》及《光赞般若》,每转一法轮,辄道俗千数 |
及什至长安,影往从之……兴敕住逍遥园,助什译经 |
《法华义疏》、《中论注》 |
《义解三•释昙影传》 |
罗什门下八俊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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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叡 |
僧贤、道安 |
年二十二,博通经论……年二十四……处处讲说,知音之士,负袠成群 |
什后至关,因请出《禅法要》……什所翻经,叡并参正 |
《大智度论序》、《法华经序》、《中论序》、《维摩诘经序》等 |
《义解三•释僧叡传》 |
罗什门下四圣之一 |
||||||
道恒 |
不详 |
又游刃佛理,多所通达,学该内外,才思清敏 |
罗什入关,即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译出众经,并助详定 |
《释驳论》、《百行箴》 |
《义解三•释道恒传》 |
罗什门下八俊之一 |
||||||
道标 |
不详 |
雅有才力,当时擅名,与恒相次 |
时恒有同学道标……与恒相次 |
《舍利弗毗昙序》、《吊王乔文》 |
《义解三•释道标传》(附) |
罗什门下十哲之一 |
||||||
僧肇 |
不详 |
学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关辅……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谈说。 |
及什入长安,肇亦随入。及姚兴命肇与僧叡等入逍遥园,助详定经论。 |
《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涅槃无名论》(合称《肇论》)、《维摩诘经注》 |
义解三·释僧肇传》 |
罗什门下四圣之一,中土解空第一人 |
||||||
道生 |
竺法汰 |
既践法门,隽思奇拔,研味句义,即自开解。故年在志学,便登讲座,吐纳问辩,辞清珠玉。 |
后与慧叡、慧严同游长安,从什公受业。 |
《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 |
《义解四•释竺道生传》 |
罗什门下四圣之一,人称“涅槃圣” |
||||||
慧叡 |
不详 |
请问经义,无不综达……音译诂训,殊方异义,无不必晓。 |
俄入关,从什公谘禀。 |
《十四音讯叙》 |
《义解四•释慧叡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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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严 |
不详 |
又精练佛理,讫甫立年,学洞群籍,风声四远,化洽殊邦。 |
闻什公在关,复从受学。 |
《无生灭论》、《老子略注》 |
《义解四•释慧严传》 |
罗什门下八俊之一 |
||||||
慧观 |
慧远 |
不详 |
闻什公入关,乃自南徂北,访核异同,详辨新旧。 |
《法华宗要序》、《辨宗论》、《论顿悟渐悟义》等 |
《义解四•释慧观传》 |
罗什门下八俊之一 |
||||||
僧弼 |
不详 |
不详 |
少与龙光昙干同游长安,从什受学……什加赏特深,使颁预参译 |
不详 |
《义解四•释僧弼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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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苞 |
不详 |
不详 |
少在关受学什公 |
不详 |
《义解四•释僧苞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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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鉴 |
竺道祖 |
学究群经,兼善数论 |
闻什公在关,杖策从学。 |
不详 |
《义解四•释昙鉴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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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安 |
不详 |
学通经义,兼能善说,又以专戒见称……学徒云聚,千里从风。 |
入关诣罗什,捉杖自随 |
不详 |
《义解四•释惠安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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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无成
|
不详 |
履业清正,神悟绝伦,未及具戒,便精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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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什公在关,负笈从之。 |
《实相论》、《明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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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解四•释昙无成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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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导 |
不详 |
讫受具戒,识洽愈深,禅律经论,达自心抱。 |
及什公译出经论,并参议详定。 |
《成实论疏》、《三论疏》、《空有二谛论》 |
《义解四•释僧导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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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因 |
不详 |
不详 |
“吾与僧导同师什公” |
不详 |
《义解四•释僧因传》(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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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温 |
慧远 |
不详 |
后游长安,复师童寿。 |
不详 |
《义解四•释道温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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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业 |
不详 |
幼而聪悟,博涉众典 |
后游长安,从什公受业 |
不详 |
《明律•释僧业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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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询 |
不详 |
不详 |
经游长安,受学什公 |
不详 |
《明律•释慧询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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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楷 |
不详 |
不详 |
与叡同学,亦有高名 |
不详 |
《义解·释僧楷传》(附) |
此三人从僧传文字描述中暂不能确认为罗什弟子,存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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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 |
不详 |
不详 |
又有事法和者,亦精通数论,为高祖所重 |
不详 |
《义解·释法和传》(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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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冏 |
不详 |
不详 |
复有昙冏者,与成同学齐名 |
不详 |
《义解·释昙冏传》(附) |
据表格分析可知:
1、据《高僧传》中所载,可确认为罗什弟子者21人,其中义解篇21人(正传19人,附见2人);疑似者3人(均见于义解篇附传)。
2、可确认的21人在追随罗什受学之前均有师承(其师承明确者6人),其中14人在追随罗什之前已经博涉三藏,教理通达,具备了相当的佛学素养(8人已独立弘法多年);8人明确记载协助罗什译经;12人当时有著作传世。
表二、出三藏记集所载罗什所译主要经典其弟子参与情况
经典 |
参与人员 |
分工职责 |
出处 |
《大品般若经》 |
与诸宿旧义业沙门慧恭、僧略、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叡、道恢、道标、道恒、道宗等五百余人 |
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具体分工不详,从原文看此诸人等参与了证义、润文、校勘、笔受等程序) |
僧叡《大品经序》 |
《法华经》 |
义学沙门二千余人 |
与众详究(具体不详) |
僧叡《法华经后序》 |
《思议梵天所问经》 |
于时谘悟之僧二千余人 |
予<即僧叡>与道恒谬当传写之任(此二人担笔受之责) |
僧叡《思益经序》 |
《维摩诘经》 |
与义学沙门千二百人 |
不详 |
僧肇《维摩诘经序》 |
《大智度论》 |
乃集京师义业沙门……五百余人集于渭滨逍遥园室 |
具体不详 |
僧叡《大智释论序》 |
《百论》 |
集理味沙门(具体人员不详) |
与什考校正本、陶练覆疏、务存论旨(具体不详,应包含证义、校勘、润文等) |
僧肇《百论序》 |
《成实论》 |
具体不详 |
昙咎笔受、昙影正写 |
《略成实论记》(作者不详) |
《梵网经菩萨戒本》 |
三千学士与什参定大小乘经五十余部 |
不详 |
《菩萨波罗提木叉》(作者不详) |
据表格分析可知:
罗什的译场当时已经有了详细分工,参与罗什译场的弟子门生人数众多,然而各人具体分工不明确,明确记载具体分工者仅4人。
表三:罗什弟子在《高僧传》中所占比例:
分类 |
全科 |
义解 |
明律 |
||||||
比较 |
总数(人) |
正传(人) |
附见(人) |
总数(人) |
正传(人) |
附见(人) |
总数(人) |
正传(人) |
附见(人) |
罗什 弟子 |
21 |
19 |
2 |
19 |
17 |
2 |
2 |
2 |
0 |
高僧传 |
501 |
257 |
244 |
276 |
111 |
165 |
21 |
13 |
8 |
比列 |
4.2% |
7.4% |
0.8% |
6.9% |
15.3% |
1.2% |
9.5% |
15.4% |
0% |
参考文献
释慧皎著,朱恒夫、王学均、赵益注译:《高僧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第1版。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潘桂明:《中国佛教思想史稿》[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
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1版。
刘春丽:《汉魏六朝佛教教育思想研究》[J],山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4月10日。知网下载,下载日期,2013年10月8日。
黄夏年:《古代的传统佛教教育》[J]来源于佛教导航网,2010年9月5日发布,2013年10月12日下载。
光泉法师:《当今大陆佛教院校教育模式的思考》[J]来源于凤凰华人佛教网,2012年4月24日更新。
刘长庆:《我国古代译场制度的发展及影响》,[A]襄樊学院学报第28卷第4期第52页。知网下载,下载日期2013年10月8日。
许里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马丽:《论鸠摩罗什的佛典翻译及其历史贡献》[J]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知网下载,下载日期2013年10月12日。
苑艺:《鸠摩罗什佛经“新译”初探》[J]来源于佛教导航网,2010年9月23日发布,2013年10月8日。
王雷泉《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A],《法音》2001年10期。知网下载,下载日期2013年10月8日。
[1] 关于佛教的教育宗旨历来有多种说法,本文参考黄夏年《古代的传统佛教教育》,来源佛教导航网,2010年12日。
[2]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并序),《大正藏》第五十四册,第211页下。
[3] 关于四种教育模式参考光泉法师《当今大陆佛教院校教育模式的思考》,来源凤凰华人佛教网,2012年4月24日。
[4] 参考许里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第4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5] 慧皎《高僧传•道安传》,见朱恒夫、王学均、赵益注译《高僧传》上第242页。
[6] 慧皎《高僧传•道安传》:“安既笃好佛典,志在宣法,所请外国沙门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及僧伽跋澄等,译出众经百余万言。常与沙门法和诠定音字,详覈文旨,新出众经,于是获正。”见朱恒夫、王学均、赵益注译《高僧传》上第244页。
[7] 朱恒夫、王学均、赵益注译《高僧传》上第54页。
[8] 参考刘长庆《我国古代译场制度的发展及影响》,襄樊学院学报第28卷第4期第52页。知网下载。
[9] 罗什生平主要参考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朱恒夫、王学均、赵益注译《高僧传》上第72—7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10] 道安建议符坚迎罗什事,见《高僧传·道安传》,云:“安先闻罗什在西国,思共讲析,每劝坚取之。”
[11] 关于罗什所译经典数量,各典籍所说不一:僧祐《出三藏记集》云35部294卷;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云97部425卷;道宣《大唐内典录》云98部425卷;智升《开元释教录》云74部384卷;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云74部384卷。本文取《开元释教录》之说。
[12] 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朱恒夫、王学均、赵益注译《高僧传》上第75页。
[13] 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朱恒夫、王学均、赵益注译《高僧传》上第74页。
[14] 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朱恒夫、王学均、赵益注译《高僧传》上第76页。
[15] 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朱恒夫、王学均、赵益注译《高僧传》上第76页。
[16] 僧祐《出三藏记集》第306页。
[17] 僧祐《出三藏记集》第307页。
[18] 僧祐《出三藏记集》第308页。
[19] 僧祐《出三藏记集》第310页。
[20] 僧祐《出三藏记集》第293页。
[21] 参考苑艺《鸠摩罗什佛经“新译”初探》,佛教导航网下载。
[22] 参见《高僧传》卷六<道融传><昙影传><道恒传><僧肇传>等篇,《大正藏》第55册。
[23] 僧祐《出三藏记集》第308页。
[24] 僧祐《出三藏记集》第405页。
[25] 转引自马丽《论鸠摩罗什的佛典翻译及其历史贡献》第21页,东北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知网下载。
[26] 参考门素《论鸠摩罗什对汉传佛教的贡献》,见《纪念鸠摩罗什大师圆寂1600周年暨佛教教育现代化论坛》上第168页。
[27] 僧祐《出三藏记集》第387页。
[28] 朱恒夫、王学均、赵益注译《高僧传》上第351页。
[29] 慧皎《高僧传·道融传》,见朱恒夫、王学均、赵益注译《高僧传》上第346页。
[30] 朱恒夫、王学均、赵益注译《高僧传》上第349页。
[31] 僧祐《出三藏记集》第14页。
[32] 朱恒夫、王学均、赵益注译《高僧传》上第190页。
[33] 僧祐《出三藏记集》第535页。
[34] 格义原指一种类比理解的方法,是个哲学概念。本文指道家或外教之义理来解释佛教之道理。
[35] 六家七宗是指魏晋时代的佛教学者因对于般若性空的理解,各出异义,纷纭不一而产生的七个佛学流派。六家即本无宗、即色宗、心无宗、识含宗、幻化宗、缘会宗,其中本无宗又分出本无异一支合前六家而合称七宗。
[36] 僧祐《出三藏记集》第311页。
[37] 王雷泉《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法音》2001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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