谛闲法师的僧伽教育实践探索之路

 

现了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由于诸多外忧内患，佛教教育面临着转型与发展。作为近代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谛闲法师，亦是近代佛教教育史上的关键人物。本文以其教育实践为中心，通过梳理近代天台宗教育兴起的背景、谛闲法师与观宗寺的因缘、谛闲法时代僧伽教育实践、谛闲法师的教育特色及贡献，指出其以弘扬天台为特色的教育探索之路，实则属于讲肆教育与学院教育的过渡期。而这种专宗教育特色，亦是有利有弊。

【关键词】谛闲法师  天台宗  观宗寺  僧伽教育

  

前言

 

 佛教是佛教度世之本怀，更是佛教培育僧才、薪火相承的必然之路。佛教自创始人释迦世尊开始即重视教育，其成道之后于鹿野苑初转法轮，即为佛教教育之滥觞。据经典记载，佛陀注重“因材施教”，主张根据众生的不同根机而为之说法。且非常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佛教教育的宗旨是“示教利喜”，即通过此四种次第令人断除烦恼，得大欢喜，趋向涅槃。释尊通过此种教育方式，大弘法化。佛陀涅槃之后，在寺院里开展佛教教育已然成为佛教的重要内容，僧人们“午时食罢，齐暮讲经，斯则处中者所务。”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了大批僧才，使得佛教可以流传于世。

 佛教至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之后，初期是以译经为主，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发展时期，佛教教育也开始步入正轨，诸多大师在佛教教育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培养了大批佛教人才，从而迎来隋唐佛教的鼎盛，使得佛教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并不断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今日的辉煌局面。纵观佛教传入中国的两千多年当中的主要教育模式，我们可以梳理出四种类型：一、译场教育，即通过翻译并宣讲佛经，培养佛学研究与翻译人才，此种模式将译经与教育相结合，同时兼具佛教学术研究的功能；二、丛林教育，唐代中期，丛林兴起，佛教教育也从译场教育模式，转变为丛林教育模式，通过师徒之间的问答，启发弟子的自心智慧，达到觉悟自性而开悟的目的；三、讲肆教育，宋朝时期佛教受中国传统“学肆”教育模式影响后而出现的一种大众教育，由法师在讲堂向大众讲经，以宣传佛教知识。此种方式自宋以后，成为中国佛教教育的主流。四、学院教育，中国佛教步入近现代社会，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为改变佛教衰颓的命运，引进西式教育模式，全国各地兴办佛学院，这便是至今还流行的学院教育模式。 然而，此四种教育模式的轮替应非突然轮换，中间应该有其过渡阶段，本文主要讨论的便是清末民初时期，学院教育模式正式形成之前谛闲法师关于现代僧伽教育的实践探索。

 

一、近代台宗教育兴起的背景

 

 天台宗作为中国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综合了南北各家义学和禅观之说，整理而发展成一家之言，其“教观总持、禅义均弘”的宗派理念，曾盛极一时，对于佛教其他宗派产生了莫大影响。而台宗主要经典《法华经》的盛行，亦从其侧面推动了台宗的发展。然而，天台宗至九祖荆溪湛然之后，逐渐向纯粹义学角度发展，忽略了止观的重要性，从而失之偏颇。至宋代以后，由于净土宗的盛行，佛教诸宗均呈现与净土合流之趋势，天台宗亦不例外，至此之后，台宗义理研究亦稍显不足，多以继承前人学说为主，并无显著创新、发展。

至清末以来，中国处于种种内忧外患的动荡不安之中。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的思想、文化及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亦随之进入中国，西方文化的传入“致使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受到空前的置疑。”在此风雨飘摇的时代，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儒家士绅，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提出“庙产兴学”的口号， 想以寺院的土地、房舍等兴办新式学堂。而此时的佛教内部亦面临着僧众素质普遍不高，且诸山长老多趋于保守、安于现状，不愿顺应时代而作出适当调整的困境。在如此社会大背景下，给佛教的生存、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

 《六祖坛经》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近代动荡的社会局势和佛教界内部因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新老分歧，都意味着佛教必须要进行一番大的变革以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欲使佛教重新振兴、改变颓势，培育僧才是其关键。重视僧伽教育，是近代佛教自救和发展的重要内容。自清末杨文会居士发其绪端，建立祇洹精舍，近代佛教教育开始起步。迄入民国，各地佛学院广泛开办而形成繁荣之势。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史上出现了各宗复兴的气象，天台宗虽已属“命脉维系时期”，然而自佛教革新发展伊始，天台宗即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参与其中，备受重视。1907年，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的基础上，创办了祇洹精舍。学舍至第四年起，“或两年，或三、五年，不拘期限，各宗典籍。或专学一门，或兼学数门，均遂学人志愿。”其中就有天台一门，主要学习《法华经》、《妙玄节要》、《涅槃经疏》、《删定止观》、《释禅波罗蜜》、《四教仪集注》、《教观纲宗》等台宗典籍。祇洹精舍的台宗课程设置，开近代台宗教育之先河。随之，谛闲大师亦紧随其后，创办台宗专宗学院，致力于培养弘扬天台教观之僧才，使得台宗在近代以来得到全面的复兴与发展。因此，近代天台宗的发展，最主要和最广泛的表现就在于天台宗教育，这是振兴天台的关键一步。

 

二、谛闲法师与观宗讲寺

 

  （一）谛闲法师的弘法历程

 谛闲法师（1858～1932），浙江省黄岩人。俗姓朱。讳古虚，号卓三。父亲早逝，幼年即从舅习医。由于其赋性聪敏，稍长之后，渐通达医道。19岁时，自己在黄岩开了一间药铺，并义务替人把脉诊病，因而闻名乡里。

 后因母亲、妻儿相继病故，而猛然省悟到“药业虽众，医术虽高，但能医身，不能医命”的道理。乃萌发出尘离俗之念，遂关闭医馆，前往浙江宁海县白云山，依成道长老出家。24岁于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初学禅观，颇有悟入。26岁至平湖福臻寺，师从敏曦法师学习天台教观，被赞为法门龙象。后两度到上海龙华寺，听晓柔法师讲《法华》、听大海法师讲《楞严》。28岁时于杭州六通寺开讲《妙法莲华经》，至“方便品”，忽然深入禅定，遂获辩才无碍。讲毕回国清寺修习法华三昧，不久即闭关于慈溪圣果庵阅藏。三年后，应龙华寺之请，开讲《法华》，期满前往镇江江天禅寺习禅。29岁时，上海龙华寺住持迹端定融见谛闲大师对天台经义理解透彻，修行亦颇有造诣，遂为之授记付法，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

 46岁时起历任永嘉头陀寺、绍兴戒珠寺、上海龙华寺、宁波观宗寺、天台山万年寺等寺住持，弘法于浙江、江苏、上海、安徽、山东、北京、大连等地。晚年，于哈尔滨极乐寺传戒，盛况空前。期间，应僧俗之请，在各地讲经弘法达百十余次。谛闲法师继承台宗祖师遗风，一生“教宗天台，行归净土”，故其所讲经论以《法华》、《弥陀》、《观经》、《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教观纲宗》、《四教仪集注》、《净土十要》等为主，同时也并不排斥他宗，以台宗义理阐释《楞严》、《梵网》、《圆觉》、《仁王》、《金刚》、《宝王三昧》、《始终心要》、《十不二门》、《教观纲宗》、《四教仪集注》、《净土十要》、《相宗八要》等经论。

 民国二十一（1932年）年，谛闲法师自知即将圆寂，以观宗寺全权托付宝静法师。临终前唤侍者沐浴更衣，并书遗偈云：“我经念佛，净土现前，真实受用，愿各勉旃。”并于当年8月示寂于观宗寺，世寿七十五岁，僧腊五十五夏。后人于慈溪五磊山建塔纪念。谛闲法师一生弘法48年，著述颇丰，主要有：《大乘止观述记》二卷、《大佛顶首楞严经序指味疏》一卷、《圆觉经讲义》二卷、《金刚经新疏》一卷、《普贤行愿品辑要疏》一卷、《观经疏钞演义》一卷、《始终心要解略钞》一卷、《观世音普门品讲义》一卷、《二玄略本》一卷、《念佛三昧宝王论义疏》一卷、《水忏申义疏》一卷、《八识规矩讲义》一卷等。其著作后由其嗣法门人门人倓虚法师取其精华，汇编成《谛闲法师遗集》10册、《谛闲大师语录》4册刊行于世。

 

  （二）谛闲法师的僧伽教育根据地

 

 熟悉近代佛教史的人都清楚，谛闲法师后期之所以能够创办弘扬天台的专宗佛学院，并产生巨大影响，与其有固定的弘化道场是分不开的，因为有了观宗寺这样一个弘化道场，才有了谛闲大师的育僧事业。正如何建明教授所言：“对于谛闲来说，接掌观宗寺和在观宗寺开办佛教文化教育，是他一生最为辉煌、也是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观宗寺原为延庆寺观堂旧址，创设于宋代元丰中四明五世孙介然法师。最初，是按照《观经》中的十六观行法所建的观堂，此后，十六观堂几历兴衰，到清代乾嘉年间重修殿宇，增建僧寮，并独立门庭，别设方丈，从而有了观宗寺。至晚清时期，随着社会的衰落，观宗寺“僧侣徒骛酬应，殿堂渐就荒芜”。

 民国元年（ 1912 年），由于观宗寺的前身观堂僧众腐败不良，被新任知事沈迪民所驱逐，并命中华佛教总会鄞县分会另推举适当人选住持道场。据沈迪民后来回忆：“民国纪元，祖绵（即沈迪民）承乏鄞县，访闻观堂，祖制荡然，住持非人，不揣冒昧，依法礼延台宗泰斗谛闲大师，主持兴革，改为观宗讲寺。” 沈迪民信中所言“依法”，即是太虚法师所说观堂被地方官厅封闭后，“令中华佛教总会鄞县分部另选妥僧住持”，当时主持中华佛教总会鄞县分部的是七塔报恩寺方丈岐昌和尚（即水月法师），正是他受鄞县知县的委托，主持遴选观堂住持事务，而心恺、谛闲等四人被选定为住持候选人。面对观宗寺当时的艰难境况，心恺法师等都谢绝不来，而谛闲法师也犹豫不敢接任。“时式海法师在平湖报恩寺，领导着佛教弘誓会的桂明、志恒、英修、静安等一班人，闻观堂事，深以为可据为弘誓会的道场，静安等走叩谛闲于上海。”式海法师与谛闲法师早有私交。他们同出于天台宗，并以演讲《法华经》而享誉江浙。谛闲法师于1910年在南京主持江苏僧立师范学校时，即邀请式海法师担任教务主任，兼古文科教授。此次，因为式海法师的劝说，谛闲法师于是年阴历十二月十五日进驻观堂，改名为观宗讲寺。

 谛闲法师任方丈后，募集巨资，重建大殿、天王殿、念佛堂、禅堂、藏经阁等，并为佛像装金及重订规约，同时依天台宗的“三观为宗，说法为用”的含义改寺名为观宗讲寺。三观为宗，说法为用，改观宗寺名为“观宗讲寺”，数年之间，使观宗寺成为东南一大名刹。由于谛闲法师立志将观宗讲寺建设成为天台宗道场，并于1913 年春二月初一，在寺院里创立“观宗研究社”，以作“长年教习之地”。如此，就与式海法师想在寺院筹办佛教弘誓会发生了矛盾，之后，式海、静安、桂明诸位法师相继退出，离开观宗寺。因此，当时有人误会谛闲法师将观宗寺由原先的十方丛林变成了子孙寺院，据倓虚法师回忆：“当时，有人在外面散布传单，攻击谛老，说观宗寺原先住十方人，现在改成子孙庙。还有捏造一些别的言词，其实并无其事，完全是外边人造谣言侮辱他。因为那时我正在观宗寺住，目睹事实，他们外面所说的那些话，都是没有的事。”关于此疑惑，《谛闲法师年谱》的作者方祖猷先生已在《谛闲法师二三事》一文中，通过详细的考证为谛闲法师进行了辩护，证实了外界传言的不实之处。

 无论如何，住持观宗寺是谛闲法师一生佛教教育事业的转折点，使他由早年的辗转各地居无定所的办学转变为有了固定的弘法场所，为他后来以观宗寺为根据地而开展影响海内外的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谛闲法师的僧伽教育实践

 

  （一）“观宗研究社”之前的台宗教育实践

 

 开展僧伽教育与佛教文化事业，一直是谛闲法师多年以来的强烈愿望。早在住持观宗寺，创立“观宗研究社”之前，谛闲法师已经展开其台宗教育实践。上文已提及，早在1907年，杨仁山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创办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祇洹精舍”之时已开设台宗课程，1908谛闲法师受邀去担任学监，并教授台宗课程，此次可视为其台宗教育实践之始。当时“祇洹精舍”的学生中，出家僧众有太虚、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人。可惜的是一年后“祇洹精舍”因为经费困难而停办。

 1910年，江苏省僧教育会于南京创设“僧师范学堂”，谛闲法师因为杨仁山居士之推荐，继月霞法师后出任学堂监督。法师召集各地青年学僧，分班讲授，解行并进，台宗教育之风为之一新。法师此段经历，其传人宝静法师后来回忆说：“我师悯物应机，毅然负荷，初于清宣统二年，就南京僧师范学校监督，招集各省英俊笃实之僧徒，分班讲解，开我国佛教史中亘古未有之新纪元。”两年之后因革命军兴而中止。

 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谛闲法师原在祇洹精舍和江苏僧师范学堂的学生太虚、仁山等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积极推动寺院学院化的僧教育文化事业。其后，江浙佛教界筹划成立成立中华佛教联合总会，推举宁波天童寺住持寄禅法师担任会长，其筹备地点就设在上海的留云寺。当时，谛闲法师积极参与了在上海留云寺筹组中华佛教总会的工作。也正是在留云寺，谛闲法师参与发起了佛教文化教育机构——留云佛学研究社，他自己亲自担任主讲，先后讲授《圆觉经》、《百法明门论》、《八识规矩颂》等经论，以此来延续他先前在南京开展的佛教文化教育事业。

 在其早年的僧伽教育实践之中，谛闲法师俱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与热情，这些佛学院，多因经济等原因而中途停办。由于没有固定的弘法场所，作为僧伽教育协办者的谛闲法师只能辗转各地完成其办学愿望。此后，他一直寻找机会实现自己开展僧教育的理想。正是怀着这种强烈的僧伽文化教育的理想，谛闲法师后来才在式海法师、静安法师等人的劝说下宁波观宗寺的住持之职，并成立“观宗研究社”。

 

  （二）从观宗研究社到观宗弘法研究社

 

 谛闲法师自1912年起住持观宗寺之后，有了固定的弘法场所，遂于次年开始将其开展僧教育的理想付诸实践，开始创办专弘台宗要义的佛学院。谛闲法师在世期间，其依托观宗寺所创办的台宗教育机构，经历了观宗研究社——观宗学舍——观宗弘法社——观宗弘法研究社四个发展阶段。

 谛闲大师在1912年12月正式住持观宗寺之后，应邀前往赴南京香林寺讲经弘法，行前“预嘱执事筹办佛学研究会，民二（即民国二年）订于二月朔旦开幕，故于正月二十八日回寺，本寺之学社，即以是日创始之纪念日也”。遂于1913年二月初一日，正式创建“观宗研究社”，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弘扬天台教义之僧才，学社的性质据《谛公老法师年谱》记载，则是“以为本寺长年习教之所 ”。可见创立之初的观宗研究社规模并不大，主要是针对本寺僧人的，并没有对外广泛招生。这似乎于谛闲法师大力开展僧教育的初衷不相符合，究其因，乃是因为谛闲法师住持观宗寺之处办学经费不足所致。因此，倓虚法师《影尘回忆录》中有“谛老复兴观宗寺之后，因为立不起学堂，才立一个研究社。”的记载。当时的观宗研究社仅有学生三十余人，分为甲、乙、丙三个班级。而其师资力量也只配备了主讲和辅讲两个职位。可知，观宗研究社最初的影响应该不会很大，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亦不能够称其为正式的僧伽教育机构。

 1918年，谛闲法师应徐蔚如居士南下礼请，前往北京讲解《圆觉经》，由蒋维乔、黄少希等记录，成《圆觉经讲义》数十万言。讲经法会圆满离京之际，“蒯、叶二公为师饯行，捐资请设观宗学舍，为培育讲师之所，师归而筹备之。”此次北京弘法之行，叶恭绰、蒯若木两居士各供养二千银元，其他信众也有所供养。1919年，因为办学经费的充足，谛闲法师回寺后即将原先的观宗研究社扩展为观宗学舍，使其成为正式的僧伽教育机构。大师自任主讲，专攻天台教观。学生主要来源于原有的研究社，亦有后来扩充招生。观宗学舍的学制学制为三年，班级也由原先的甲、乙、丙三个班级调整为正科、预科两班，其中正科班二十人，班预科二十人，学院一共有四十几人。

 1922年观宗学舍第一届学员毕业后，为了扩大招生规模，谛闲法师跟刚毕业的宝静法师等商量，决定将原观宗学舍分为两个不同等级的学习团体，将正科班改为弘法社，预科班改称研究社。

 1928年谛闲法师召回在香港弘法的宝静法师，任命其为主讲，至此，宝静法师将弘法社与研究社再度统合为一个整体，名之为观宗弘法研究社。弘法研究社将学员分为弘法社（高级）、研究社（中级）、预科（初级）三个班级，据慧岳法师《天台教学史》所述，弘法研究社学生升学制度为“在预科听课一年，经考试及格方可晋入研究社两年，再经考试及格，始能升为弘法社员，再攻读三年毕业。”其教职设置则发展为主讲一人、辅讲二人、督学二人、会计一人和书记一人，其职员设置已经相当于一所对外培训机构的人员设置。而学生数量则规定为预科不限，研究社限额40人，红发射限额20人。此后，观宗弘法研究社的创办一直持续至40年代末期，由于抗战中宁波沦陷，观宗弘法研究社才不得不停办。

 纵观谛闲法师于1913年最初成立观宗研究社直至1940年因抗战而导致观宗弘法研究社停办，其间虽然四易其名，然而其教育机构得以持续近三十年，有一个固定的办学场所是其关键之处，亦不枉费其最初接掌观宗寺的良苦用心。

 

四、谛闲法师的僧伽教育特点及其贡献

 

  （一）谛闲法师僧伽教育的特点

 

  1.办学育僧，专弘天台 

 谛闲法师的僧伽教育以培养台宗弘法人才为其宗旨，以弘扬天台教义为其主要目的。谛闲法师一生致力于天台宗的弘扬，注重对于台宗僧才的造就与培养，因此其僧伽教育实践从根本上而言，是为了培养台宗弘法人才的。其之所以兴办教育，建立学校亦是为了解决台宗典籍浩繁、毅力艰深、学者大多难入其门而导致台宗人才缺乏的难题，故其僧伽教育课程设置以“研学《法华》为主，须多讲法华，读《教观纲宗》、《始终心要》。阅《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等三大部及五小部。”虽然兼习文学，亦为研读经典之前方便，并为将来弘法打下基础。其课程设置完全彰显了谛闲法师教宗天台的旨趣，如观宗弘法研究社简章所云：“去圣时遥，智难胜习，兢攻群典，见必分歧。先学天台一宗，为专门学，务必教观双修，俟有心得益，然后博览余宗。”

 另外，据慧岳法师所言，谛闲法师的观宗学社自创办以来即有法师讲完之后以抽签方式让学生轮流复讲的重要程序，通过复讲来锻炼学生的口才及对教义的把握，可见谛闲法师对于僧伽教育的重视程度。同时，这一切无不体现出谛闲法师培养台宗弘法人才的教育宗旨。

 

  2.依托丛林，教观并重 

 众所周知，天台宗自成立以来即以“教观总持”为其宗派特色，且中国古代的佛教教育俱是依托寺院而得以展开。谛闲法师在其僧伽教育实践中没有忽略这两点，自从1912年住持观宗寺之后，其僧伽教育机构一致以观宗寺为根据地而办学。如《观宗弘法研究社简章》中第三条规定：“本社以鄞县观宗寺为永远基础。”明确指出了观宗弘法研究社永远是依托观宗寺而开办。《简章》第十二条规定：“晨昏功课，二时饭后念佛，随众殿堂为助修。午前微研教义，午后修观听讲为正课。”其中的午后修止观与《天台教学史》中观宗弘法研究社学生需在每天下午正式上课之前修习半个小时止观的记载相吻合。可见谛闲法师除了重视学生对于教理的研习之外，同样注重止观的实践与日常的修行，将理论付诸实践，真正做到“解行并进”。同时，可以看出谛闲法师是按照“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的原则办学，要求学生的日常修习生活是必须与丛林生活相一致。

 

  3.转型过渡，实践探索 

 据成书于元代的天台宗规约《教苑清规》记载，古代天台教苑的讲师主要是住持、都讲头首、维那三人负责教授僧众，这种制度显然是受儒家书院教育制度影响而形成的讲肆教育模式。谛闲法师于1913年观宗研究社创办初期，其教职设置分为主讲和辅讲两个职位。虽然后来宝静法师将教职制度发展为主讲一人、辅讲二人、督学二人、会计一人和书记一人，但真正负责讲授的仍然只是主讲跟辅讲。这种师资设置虽然与《教苑清规》的讲师制度从形式上有所差别，但其师资从简的本质仍然是一样的，与如今学院教育模式中立秋师资力量雄厚并不相同。

 另外，据《教苑清规》记载，古代天台教苑主要讲授的课程分为复讲、开科、诵文三科。谛闲法师则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其课程设置为经学、行持、文学三科，并将《教苑清规》中提及的复讲、开科、诵文三科目总括于经学之内，而将行持与文学视作与经学相等的地位。虽然如此，其复讲制度仍然与古代天台教苑相同，且文学虽单独列为一科，却只是充当点缀作用，如《简章》第是一条所言：“闲暇时兼习文学，作初心学经之前方便，亦为将来弘法时用。”与如今学院教育模式中广泛开设诸多国民教育体系课程差距明显。

 可以看出，谛闲法师的僧伽教育特点其实是处于讲肆教育与学院教育的转型过渡期，虽然其教职制度与课程设置相比较《教苑清规》而言似乎有所发展，然而其改变实则并不明显，其教育特点明显有继承《教苑清规》中教育制度的痕迹，而与如今现代化的学院教育则仍有一定差别。可见，谛闲法师的僧伽教育实践，是处于佛教新旧教育系统转换之间的探索过程。

   （二）谛闲法师僧伽教育的贡献

 

 谛闲法师一生弘法传教四十余年，尤其在其暮年，通过重视台宗特色的教育实践，开办弘扬天台教义的专宗佛学教育机构，培养了宝静、倓虚、常惺、戒莲、禅定、可端、根慧、妙真、授松、仁山等大批僧才。他通过其自身及弟子们广泛的弘扬天台教义的举措，扭转了自明清以来台宗衰落的局势，使得天台宗在民国年间得以中兴，其本人也被誉为“近代天台中兴之祖”。而其弟子中的翘楚宝静法师与倓虚法师，更是继承了谛闲法师的遗志，在各地兴办弘扬台宗奥义的弘法道场及佛教院校，并在继承其教育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最终使得天台宗弘传于世界各地，至今于国内及港、澳、台、东南亚等地区仍然具有生命力及产生了深远影响。

 

结 语

 

 综上所述，可知谛闲法师以弘扬天台为主的僧伽教育虽然在当时仍然处于新旧教育模式的转型探索阶段，但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近代佛教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种重视宗派特色的教育模式，对于某一宗派的义理研究颇为深入细致，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诸宗并重，却难以一门深入而仅得其皮毛的弊端，有利于该宗派纯粹性发展。然而，过度强调宗派，却容易导致由于对佛教教理的一知半解而引发的宗派门户之争，这种门户之见对于佛教的长远发展亦是继位不利。因此，如何正确开展宗派特色教育乃至于诸宗并弘的整体教育今后依然是佛教界应当长期关注并加以讨论的话题。

 

参考文献：

【1】元•自庆法师：《教苑清规》，《续藏》第57册。

【2】方祖猷：《谛闲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1版。

【3】方祖猷：《天台宗观宗讲寺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版。

【4】倓虚：《影尘回忆录》，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版。

【5】朱封鳌、韦彦铎：《中华天台宗通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6】释慧岳：《天台教学史》，中华佛教文献编撰社，1995年11月第6版。

【7】李四龙：《天台宗与佛教史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8】太虚：《太虚大师全书》卷三十一，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9】麻天祥主编：《中日韩天台学术对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10】王勇琦：《谛闲中兴天台之研究》，河南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知网下载，下载日期2015年4月3日。

【11】方祖猷：《谛闲法师二三事》，佛教导航，上传日期;2009年4月11日。网址：http://www.fjdh.cn/wumin/2009/04/23483341401.html。

【12】何建明《谛闲接掌宁波观宗寺因缘考述》，《佛学研究》2009年第18期。网址：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a/fxyj/2009/2k09f52.htm。

                                                                      

 1关于佛教的教育宗旨历来有多种说法，本文参考黄夏年《古代的传统佛教教育》，来源佛教导航网，2010年12日。

 2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并序），《大正藏》第五十四册，第211页下。

 3关于四种教育模式参考光泉法师《当今大陆佛教院校教育模式的思考》，来源凤凰华人佛教网，2012年4月24日。

 4李四龙：《谛闲长老与天台宗复兴》，《天台宗与佛教史研究》第159页。

 5潘桂明：《天台佛学评议》，《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一期。

 5杨仁山：《释氏学堂内班课程》，黄夏年主编：《杨仁山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社，1995年版，第18页。

 6关于谛闲法师的生平，笔者主要参考方祖猷《谛闲法师年谱》及朱封鳌《天台宗通史》。

7 何建明：《谛闲接掌宁波观宗寺因缘考述》，《佛学研究》2009年第18期。

 8宝静：《谛公老法师年谱》，见方祖猷著《谛闲法师年谱》第192页。

 10《苏州沈迪民、季新益居士来函》，《弘法季刊》第二十七期，见见方祖猷著《天台观宗讲寺志》第9页。

 11《太虚自传》，《太虚大师全书》卷三十一，第189页。

 12同上。

 13倓虚：《影尘回忆录》第81页。

 14方祖猷：《谛闲法师二三事》，陕西师范大学佛学研究网：http://www.wuys.com/xdfjck/114_txfs.asp。

 15李明在《近代天台宗教育论述》一文中认为谛闲法师的台宗教育始于1910年的江苏僧师范学堂时期，笔者据史料推断谛闲法师台宗教育应始于1908年。

 16宝静《谛公老法师行状》，方祖猷《谛闲法师年谱》第198—199页。

 17宝静：《谛老法师述观堂易观宗寺名略史》，方祖猷：《谛闲法师年谱》第201页。

18 宝静：《谛公老法师年谱》，方祖猷：《谛闲法师年谱》第192页。

19 倓虚：《影尘回忆录》，第35页。

 20宝静：《谛公老法师年谱》，方祖猷：《谛闲法师年谱》第193页。

21 释慧岳编著：《天台教学史》，第334—335页。

 22《观宗弘法研究社简章》，方祖猷著《天台宗观宗讲寺志》第163—164页。

 23《观宗弘法研究社简章》，方祖猷著《天台宗观宗讲寺志》第163页。

 24释慧岳编著《天台教学史》第335页。

 25《观宗弘法研究社简章》，方祖猷著：《天台宗观宗讲寺志》，第163页。

 26 同上。

27 释慧岳编著：《天台教学史》，第335页。

 28自庆：《教苑清规》，《续藏》第57册，第298页上。

29 复讲科，指住持讲经后能准确复讲；开科科，指能初步讲授住持明日要讲授的内容；诵文科，背诵所习学的经文。见自庆：30《教苑清规》，《续藏》第57册，第334页下。

 31经学科，指专研天台教学，学习经论讲法（每日下午大座午前抽签覆座）；行持科指重于真德实行，定时礼忏修观，文学科是指教授文艺，练习佛教文学。见《观宗弘法研究社简章》，方祖猷著《天台宗观宗讲寺志》第164—165页。

 32关于谛闲大师兴办僧伽教育的贡献，诸多专家学者已多有详细论述，故笔者不再赘论，仅作简单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