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来了”的故事经常在课堂上被法师提及，它本是母亲们为了让厌食的孩子好好吃饭而编造的恐怖故事：如果孩子不好好吃饭，那么老虎就会叼走不吃饭的小孩。这个故事应该有很多版本，以适应不同家庭厌食的孩子，而它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它的有效性。

孩子们经过这种观念的灌输，不用母亲讲解全部的故事，只要听到“老虎来了”四个字就会乖乖吃饭，这就是观念指导行为的过程，而孩子因为这个观念最终好好吃饭、健康成长，就是母亲灌输给孩子这个观念的目的，由此形成了“观念——行为——结果”的发展模式。

所以，如果想要有好的结果，改变观念很重要。人们都是活在各种各样的观念当中，佛法灌输的观念意在让人解脱，但若执着文字就会执指为月；儒家灌输的观念意在让社会有秩序，但若执着死理就会成为秩序的奴隶。所有宗教、企业、社团都在为不同的目的兜售观念，因为没有观念的人就如同没有安装系统的电脑，是不能够正常运行的，所以世间的社团想要有凝聚力，就要有统一的观念。同样若要世人改恶向善，相比于改变行为，更重要的是改变观念。

比如一个小偷，之所以会偷盗，肯定有一个观念在支持他的行为：偷别人的东西会让我富有，一直偷一直富有，从而享受幸福人生；不偷则会断了财富的来源，就会贫穷。有了这个观念，小偷就会成为惯犯。但是如果给他灌输另一种观念，结果就会不同。在“偷心——偷业——偷果”的链条中，小偷对偷果的认知有误，如果我们让他真正认识到，偷盗的结果并不是幸福和富有，而是今生进入监狱，被所有人厌恶，来生得到贫穷的果报。那么由于对“偷果”的抗拒，他就会渐渐消除偷心，从而不去造作偷业。

个人观念的改变固然很难，但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一群人观念的改变更难。比如一些人在讨论某个观点时，往往不从观点本身的对错下手，而是从立场讲道理，按身份论对错——道理本身没有世俗的地位、权利重要。在某些人的观念中，其实真理或真相并不重要。比如甲、乙两个人对同一问题的观点产生了分歧，旁观者并不从问题本身的对错下手继续讨论，而是按照甲、乙的地位、年龄、学历等来确定该问题的对错。如甲是老师，乙是学生，那么老师的观点就是对的，学生提出不同意见就是不尊师重道；爸爸和儿子的意见有分歧，那么爸爸就是对的，儿子提出不同意见就是大逆不道。大家甚至不讨论他提出的观点是否正确，就直接来一套道德绑架组合拳；某个大品牌出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包包，我们也不管是否真的能被大众欣赏，不管设计是否符合艺术美学，就因为品牌效应开始下单，因为大家认为只有买了它才是时尚达人。我们相信掌权者的威信，相信专家的名头，相信年长者的经历，相信成功者的夸夸其谈。可以说什么都能成为我们相信的原因，却唯独对真理本身不加以思索和考证。我们的社会文化让我们有这样的观念，促使我们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决定事情的真伪，所谓“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我们被这种观念荼毒已久，所以不自觉的就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去面对真理，自然与真理失之交臂。

如果能把“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我享福”的观念树立起来，是不是就不会被所谓的主流观点挟持；如果把“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的观念放进心里，是不是就不会跳入世间的苦海，被迫“享受”其中的爱恨情仇。

众生为什么总是离真理越来越远？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正视过真理本身。这导致的后果很严重，因为相比于做正确的事情，观念的正确才更重要。因此中观只破执而不破法。比如在《法华经》三车喻中，长者为了引诱孩子出火宅，答应给予孩子们不同的车，但是最后却给了同样的大白牛车。佛问舍利弗，长者这样做是否虚妄，舍利弗说“不也，世尊。是长者但令诸子得免火难，全其躯命，非为虚妄。何以故？若全身命，便为已得玩好之具，况复方便于彼火宅而拔济之？世尊，若是长者乃至不与最小一车，犹不虚妄。何以故？是长者先作是意：我以方便令子得出。以是因缘无虚妄也。”由此可知罪恶与否并不是从事相上看，主要还是看引发行为的观念。

我们经常说的无明，就是活在某种观念中，执妄为真。课堂上我们曾讨论，“众生——心——佛”的差别，众生可以说是众多生灭的念头，心则是由妄念组成，而佛则是知妄者、觉者。佛陀度化众生就是让众生了知自己心中的妄念，如果人们知道自己心中所想是妄而不实的，那他对此的执着就自然脱落了。所谓放下，不是生硬的割舍。如果执着没有脱落，便生硬的“割”舍，不仅会痛苦，而且不究竟、不完全，因为人们只是被迫的‘割’而没主动的‘舍’。如果众生通过学习佛法，了知心中所执是妄，那么执着就淡了，没有执着的念头就像没有根的浮萍，不必费劲就可以脱离。

所以想要解脱，更正观念最重要。在我们迷茫时，可能被别人的观念所引导，傻乎乎、高高兴兴的做别人的拥趸，为别人呐喊助威；但突然某一天，我们有了与佛法更契合的观念，那时虽然我们还是做着同样的事情，但已经没有了“脑残粉”的特质，因为我们只是随顺世间却没有为其所转。朝闻道夕死可矣，说的就是掌握正确观念的重要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