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

《普陀山佛教史》

在构成佛教庞大的教法体系中，大乘菩萨信仰占据重要地位，与思辨性很强的教理互相补充、相辅相成。菩萨信仰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佛经记述的菩萨神圣事迹和教法、信众的崇信供奉及其仪轨、菩萨应化道场和圣灵显化的传说、菩萨信仰的名山胜境以及相关佛寺遗迹、驻锡高僧、朝野巡礼供奉情况等。

中国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体，菩萨信仰深受广大信众的重视，在社会广为流行。唐代道宣《释迦方志》卷下介绍，两晋南北朝时期除盛行阿弥陀佛信仰之外，最流行的是对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弥勒菩萨（或弥勒佛）的信仰，四方信众崇奉供养并向这些菩萨祈祷求救的人很多。其中道宣未提到的文殊菩萨信仰，实际在进入南北朝以后已逐渐流传。

菩萨，乃梵语音译“菩提萨埵”之略，意为修持“六度”，“以智，上求菩提；用悲，下教众生”，矢志践行“菩萨之道”的大乘佛教修行者。所谓“菩萨之道”，大体可概括为“悲、智、行、愿”四个方面。

隋唐以后直至明清，中国佛教逐渐兴起并崇奉的“四大名山”或“四大菩萨道场”——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分别被奉为“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智”文殊菩萨、“大行”普贤菩萨、“大愿”地藏菩萨的应化道场。这也是考察和研究中国佛教史不可忽视或缺的重要方面。

迄今对以上被奉为菩萨信仰中心四大名山的研究虽仍嫌不足，然而已经取得可观的成绩。比较而言，对四大名山中的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的研究成果较多一些，并且早有通史之作，此后在对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的研究中也有了通史著作，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对峨眉山普贤菩萨道场和普陀山观音道场的研究中尚没有连贯记述的通史性著述面世。

可喜的是，继2024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释会闲、景天星二人合著的《普陀山佛教史》之后，9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又出版了永寿法师著的《峨眉山佛教史》，终于添补了四大名山菩萨道场研究中的两项空白，应当说这是中国佛教界和学术界可喜可贺的大事。

这里仅就释会闲、景天星合著的《普陀山佛教史》的面世说上几句，并表示衷心的祝贺。

普陀山地处东海之上，自五代后梁始建“不肯去院”，自从宋朝皇帝降勅改建和赐额“宝陀观音寺”，并置田积粮、许岁度僧、供奉香火之后，才逐渐香火兴旺起来，历经元、明、清而发展为远近闻名的观音菩萨信仰道场。

回顾历史，自元末以后，长期劫掠肆虐中国北部沿海的倭寇开始转至东南，从此江浙闽粵沿海一带不再安宁。迫于形势，明太祖洪武年间勅信国公汤和强徙东南沿海之民迁往内地，致使普陀山殿宇遭到焚毁，观音造像被迁至宁波的栖心寺（今七塔寺），普陀寺一度与栖心寺合并。在明成祖永乐十七年（1419）明军于辽东全歼来侵倭寇，海防转为平静。普陀寺在明宪宗成化（1465—1487）年间曾得以恢复。然而进入明世宗嘉靖时期，倭寇之患复转猖獗，普陀寺又被迫内迁，舟山甚至被倭寇强占作为对抗明军的据点。在明军全歼倭寇之后，普陀山又得以兴复。然而不久进入清初，清廷为平定南明残部和反清义军等，严格实行“海禁”，寺院又一次遭到残毁，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之后，海禁渐次弛缓，普陀山僧众才陆续返回故土重建寺院，逐渐恢复活动。正如民国时期王亨彦撰《普陀洛迦新志》所概括的那样：

明洪武二十年（按：1387年），起遣定海，寺残僧散，荡为荒烟蔓草者百余年。成化时，渐渐兴复。嘉靖三十二年（按：1553年），又复内徙。隆庆六年（按：1572年），又事兴复。至万历中为极盛。自万历至清初，才数十年，海氛不靖，屡遭寇扰。至康熙十年（按：1671年），定海县废，僧复内徙，寺院残毁，存者十无一二。二十三年（按：1684年），海禁大弛，僧归故土。

舟山普陀山历经以上曲折变迁和磨难的情景，正是明初至清朝收复台湾以前江浙沿海严重动乱和最后趋于安定的历史缩影。

可以想见，要厘清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考察和论述普陀山佛教的历代盛衰、观音道场的兴废，难度是很大的。好在作者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在搜集丰富翔实的资料，广泛阅读和吸收国内外有关研究资料之后，细心地加以梳理和思考，终于将《普陀山佛教史》撰写完成。

纵观全书，结构严谨合理，文笔也比较通畅，对普陀山地理环境、佛教传入历史、自宋元明清直至近代佛教传播的情况，有关普陀山寺院殿堂的建筑、历代驻锡高僧及其传法著述、普陀山志的编纂、观音菩萨信仰在民间的流传情景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述。

最后，衷心祝愿普陀山观音道场、佛学院和广大僧俗信众，在这举国上下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文明而努力奋斗的新时代、新征程中，作出新的贡献。（2024年10月22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