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补陀赠素明上人

屠隆

一苇渡娑竭，栖迟梅岭岑。

相依许玄度，再来支道林。

独往丘中寂，双跏石上深。

潮音明月夜，虚白印禅心。

【背景】

这首诗初见于明周应宾编纂的《重修普陀山志》卷六（《中华大藏经》第9册），《普陀洛迦山志》卷八及《普陀山诗词全集》均有收录，诗题相同。

【鉴赏】

关于“素明上人”为何人，《普陀山历代住持传》上并无相关记载，但据民国王亨彦编的《普陀洛迦新志》卷六“普济、法雨二寺住持表”中，从万历四十二年（1614）至泰昌元年（1620）这段时间中，出现了“素明性乐”的名字，可见其为二寺之一的方丈，但山志中并未对其生卒籍贯予以说明 。法雨寺初建于万历八年（1580），二十二年改额“海潮寺”，三十四年（1606）改额为“护国永寿镇海禅寺”，康熙三十八年（1699）定额“法雨禅寺”。在万历四十年（1612）冬月间，寺尽焚，至四十二年（1614）由住持了空开始逐年恢复。从这里可以看出，素明大师为法雨寺住持的可能性不大。而普济寺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从《普陀洛迦山志》记载来看，明清两季普济寺有住持，而位于普济寺两边的东寮和西寮也各设有方丈，分称为“东方丈”和“西方丈”（如与屠隆私交甚好的寂庵法师就曾为普济寺“东方丈”）。也就是说，即便是同一时期，普济寺可能出现三位方丈并存的情况，这也是普陀山佛教的特色之一。

虽然相关文献对“素明上人”语焉不详，但从这首诗中，或许能找到一点线索。首句的“一苇渡娑竭”，说明素明大师是从其他地方渡海前来普陀山常住的。不过他并不是住在山上已经建成的寺院里，而是“栖迟梅岭岑”，也就是在普陀山某一山巅之处结庐而居。具体在什么位置？从“独往丘中寂，双跏石上深”大至上能看得出来。“独往丘中寂”表示人迹罕至。在屠隆朝礼普陀山期间（1588），“普陀寺”（万历三十七年额名“敕建护国永寿普陀禅寺”）早已存在，而“镇海禅寺”（万历三十四年赐额“护国永寿镇海禅寺”）已初具规模，因此可以排除此阶段里素明大师在二寺担任住持的可能性。屠隆时为礼部郎中（正五品），不太可能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僧人交游；既被屠龙尊称为“上人”，可见其时素明上人已是除前、后二寺之外的某寺住持（首座或监院）。而“双跏石上深”是指素明大师时常在山上某个巨石上结跏趺坐。而此二句，也直接点明了素明上人在佛教修为方面有着令屠隆刮目相看的造诣。

而“相许许玄度，再来支道林”则引用了两则历史典故。许玄度与支道林都是东晋年间人，一俗一僧，本来毫不相干，但二人的共同点是都是隐居于山水之间。许询终身不仕，好游山水；而支道林长年随父母隐居于余杭山与邬山。但二人又并非完全隔绝于世俗，例如许询常与谢安（320-385）等名流游宴唱和。谢安是东晋杰出的政治家，是“淝水之战”的总指挥，被称为“江左风流宰相”。而支遁与王羲之关系较洽，晋哀帝即位（362）后，曾屡次派人征请其住建康东安寺。支遁虽是僧人，但其生平习好与当时名士大致相同，《世说新语》称其曾养马养鹤，带有浓厚的老庄气味。这二人皆是当时名流，那能否以此推断出这位素明上人，也属万历年间的名流高士之一？

在此二句诗中，屠隆用“相许”“再来”的用意何在？显然是刻画了素明大师的性格特征：他既是屠隆眼中典型的佛门修行人，又不失带有那种飘逸率性自然无为的老庄特点。无论是许询还是支遁，对于名闻利养都看得很淡，而素明大师既然是与许玄度“相许”，同时也是支道林“再来”，这种仙风逸骨远非普通人所能直面。对于如此特立独行之人，历代《山志》中竟能一笔带过（而非大书特书），不由得不令人生起遐想。

诗的最后两句是“潮音明月夜，虚白印禅心”，似乎又将主题拉了回来。“潮音”为动景，“虚白”为静景；“潮音”以耳闻，“虚白”以眼看；“潮音”为远，“虚白”乃近……而“明”“印”两个使动词的运用，将“潮音”与“月夜”、“虚白”与“禅心”连接起来，从而使月夜更“明”，禅心再“印”，反衬出“潮音”使“月夜”更静，“虚白”让“禅心”更澄。而这两句，也恰是全诗的出彩之处。